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扶贫策略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打赢脱贫攻坚战。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我国精准扶贫的重点区域,致贫因素复杂,扶贫任务艰巨。基于秦巴山区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A-F测度方法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度与分解,并运用Probit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在厕所类型、做饭燃料、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贫困现象普遍。K=3时,农户多维贫困发生率高达90.56%,多维贫困指数为0.391 6;农户家庭65岁以上人数、耕地面积、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家庭人口数量等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负向影响。建议从生活水平、健康医疗、养老保障和教育等方面进行重点扶贫,使农户早日脱贫致富。     

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参与意愿

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内部信用合作是化解农村融资难,发展合作金融的有效途径。以陕西省礼泉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民参与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户主年龄较小、受教育水平较高、家庭相对富裕、收入来源依赖于农业、今后贷款需求大的农民表现出较强的信用合作参与意愿;农民对合作社信用合作基本知识及政府支持政策的了解认知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参与信用合作的积极性。针对以上研究结果提出积极开展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试点、建立健全信用合作基金管理制度、探索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与产业发展相互促进的机制、加强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业务的监管和指导服务等对策建议。     

资源禀赋对山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秦巴山区40个村庄63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在对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水平测度的基础上,运用分层线性模型实证分析了资源禀赋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秦巴山区农户的脆弱发生率显著高于贫困发生率;人力资本、物质资产、金融资产和社会资本都会显著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发生率,自然资产对农户脆弱性的影响为负;村庄外出务工比重、清洁用水比重等都会降低农户脆弱性;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基础设施水平会促进家庭人力资本和金融资产对脆弱性的缓解作用,但对社会资本降低脆弱性的作用会产生反向影响。     

职业类型和社会资本对农村中老年健康的影响

从职业类型和社会资本视角入手,基于陕西农户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t模型考察欠发达地区中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与非农生产者相比,从事农业生产的中老年人健康状况较差;社会资本对中老年健康影响显著;年龄对中老年人健康影响呈“U型”,拐点在56岁;家庭收入对健康有正效应,而医疗支出的效应为负;参加新农合的中老年人健康状况较差,说明其参合行为可能存在道德风险。由此,建议关注农业生产者的身体健康,积极应对职业分化对农村人口健康管理的挑战,加强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资本建设,切实提高农民收入以增强中老年家庭对疾病的抵御能力,并进一步完善新农合制度建设以防范道德风险。     

不同规模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研究

以南阳市427户农户调查数据为样本,运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对三类不同土地规模农户的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户主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房屋价值、社会资本、对贷款政策了解度及土地规模差异均对农户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家庭收入与房屋价值是影响不同土地规模农户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的共同因素,土地规模是影响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最为直接的关键性因素,随着土地规模增加,金融机构贷款审批更注重农户个人信用程度、社会资本和风险保障措施。     

黄土高原退耕区低碳农业生产模式研究

基于碳效应视角分析归纳了黄土高原退耕区农户的现实农业生产模式,通过深入剖析不同模式之间碳效应的差异,再次明确了低碳农业生产模式“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的核心理念。研究表明：退耕还林工程建设促使黄土高原地区农业土地利用方式和农业生产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农户逐渐分化为粮食作物主导型、设施经济作物主导型、经济林木主导型、家禽家畜主导型4种类型;农户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对不同生产要素进行筛选、组合,逐步形成了11种黄土高原地区典型的农业生产模式;不同模式之间碳效应、碳密度存在明显差异,退耕任务对不同模式的碳效应和碳密度具有明显的影响,退耕规模是影响不同模式碳排放密度差异的重要因素;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赢是低碳农业发展的关键所在,通过对黄土高原退耕区不同类型农户农业生产模式的碳效率比较分析,最终农户的低碳农业生产模式显化为种养复合循环生产模式、设施有机生态生产模式、旱区节水生产模式、设施养殖循环生产模式4种类型。     

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纳入生态效益的农户补偿标准

生态补偿是实现环境保护的重要经济手段,而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是保障补偿政策可行和有效的关键。以水稻生产为例,在选择实验的设计中纳入了生态效益的考量,借助Multinomial Logit(MNL)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对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方案的受偿意愿,基于此测算了兼顾社会支出最小化原则和农户利益诉求的生态补偿标准。实证结果显示：（1）补偿金对农户耕地面源污染治理参与意愿具有显著激励作用。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标准为：化肥、农药分别减施1%的补偿标准是63.15元/公顷·年和49.65元/公顷·年;化肥农药施用量改善到国际平均水平和有机生产水平的补偿标准分别为7 544.40元/公顷·年和11 280.60元/公顷·年。（2）具有户主身份、年轻、受教育程度高、种植规模小、兼业化程度高、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生态效益认知程度高、偏好风险以及耕地面源污染治理政策措施了解程度高等特征的农户,更愿意参与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据此建议：将农户参与纳入耕地面源污染补偿政策制定环节,补偿标准核算应充分考虑农户经济损失和生态效益,借助各种现代媒体有针对性地向家庭中有话语权的农民进行环保宣传和教育。     

农业规模经营下耕地“非粮化”研究的局限与突破

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微观调研数据为基础,运用多分类Logit模型分析保障感知、社会信任对牧民生态保护参与意愿、参与方式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牧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牧民社会保障感知得到提升,并对参与草场生态保护的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信任是联接部落间牧民生产合作的重要纽带,并对牧民生态保护参与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生态保护方式决策上,相对于延长圈养,保障感知、社会信任对牧民选择减少牲畜、流转草场的影响显著,具有较高的选择概率。延长圈养是“农牧生产结合”的创新产物,短期内虽增加了养殖成本,但从长期看农业生产的玉米及其秸秆成为牲畜优质的饲料来源,既能获得生产补贴弥补收入损失,又能发展畜牧养殖缓解草场生态压力。针对这些发现,提出完善牧民基本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以及规范政策实施流程的监管、树立政府公信力,既利于提高牧民草场生态保护,又利于牧区经济社会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责任范畴及其评价

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社会性”与“营利性”双重属性。一些合作社除为成员提供产品和服务之外,还承担了一些社会责任。特殊的产权结构和利益分配机制使合作社社会责任有别于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合作社在自身能力、经营模式和外部因素的影响下,社会责任表现差异显著。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广义企业社会责任观,首先分析了合作社社会责任范畴与特殊性;其次构建了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最后基于398家种植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研数据对评价体系进行应用与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样本合作社对社员、社区、商业伙伴、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履行程度较高,合作社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具有适用性,对我国现行示范社评定体系具有一定的补充完善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进入路径中的社会网络分析

创业进入路径的分化,必然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对于社会网络利用方式的转变。基于对新生代创业农民工的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复制型创业和跃迁型创业两种不同进入路径中创业者对其社会网络的使用和效用,以及不同创业进入模式与初创经营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资金获得与生意获得过程中,复制型创业者和跃迁型创业者对于社会网络的使用具有差异性;社会关系网络使用的最重要作用是获得生意,并以此对首年经营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先前拥有销售或管理经历、且受过更高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更有可能选择跃迁型创业模式,同时相较于复制型创业,他们展现出了更好的长期发展和利润获取能力。